从经济学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未来走势（图文）

5月29日，白宫官网一纸声明让本已偃旗息鼓的中美贸易摩擦再起风云。这份声明称，将对总值500亿美元含有重要工业技术价值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和新华社把这份声明称为“策略性声明”，并表示对此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所谓的“意料之中”，一方面是指特朗普政府一贯出尔反尔、反复多变；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从美国利益诉求出发，针对两国经贸采取种种施压措施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可以说，随着中国力量的日益增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将会长期存在，并不会因为美国国内党派的更迭而改变。

那么，特朗普准备采取的加征关税措施，是否真的能够满足美国的利益诉求？剑桥大学发展学在读博士鲁赛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指出，考虑到中国经济体量与美国日益接近，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并不能使美国拥有绝对优势，反而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今天，鲁赛特的这篇研究文章，对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地位历史渊源、中美贸易数据差异、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关键因素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从经济学角度予以详尽的分析，理论与数据研究充分，非常值得各位读者阅读参考。

要点

1、从1983年至今，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世界几乎是“一枝独秀”，而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却在不停地轮换。对美贸易的不确定性似乎让三大顺差国越走越近，近期的李克强总理访日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也正好佐证了这一点。

2、中美的贸易数据差异其实早就引起了双方重视。两国专项小组就数据差异问题曾在2009年和2012年先后发布两次报告。报告指出，80%-90%的差异来自于中方出口数据和美方的进口数据。其中，对转口和过境贸易数据的统计差异为最主要因素（约占总差异的40%-45%）。

3、在美国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贸易政策增加对中国出口或减少进口就有点治标不治本了。即使是中美贸易顺差减少，美国国内的需求缺口在无法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依旧会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

4、无论是奥巴马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是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都是符合美国利益诉求的。从大方向上来看，美国与中国的未来之争并不会因其政权或党派的更迭而改变。

正文

尽管中美第二次贸易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面对善变的特朗普政府，未来依旧充满了变数。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梳理一些中美贸易涉及的经济概念，以便未来进行政策性讨论。

对美贸易的不确定性让中日德三大顺差国越走越近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贸易不均衡这个概念。贸易不均衡通常指的是经常账户，该账户记录了一个国家在国际收支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劳务费用和单方面转移款项等重要信息。根据国民核算系统的会计准则，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经常账户应该是收支平衡的。

理论上而言，世界各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和逆差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全部相加应为零。现实中，由于汇率、统计误差和统计系统协调等问题，全球各国经常账户的加总多数时候不为零，各国出现贸易的顺逆差属于正常经济现象（见图一）。

图一：1980-2017年世界各国经常账户占世界经济生产总值比例

为什么本世纪初的国际贸易不均衡会引起如此的关注呢？

首先，常年逆差意味着该国常年处于净负债国的地位。从1983年至今，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世界几乎是“一枝独秀”，而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却在不停地轮换。中国的贸易顺差出现在世纪之交，并在加入WTO之后增长迅速，很快取代日本成为贸易顺差第一大国。

也就是说，美国在过去的近40年间，一直处于净负债的状态。而经常账户的逆差融资要么需要变卖海外资产，要么则需要向其他国家举债融资。一旦出现融资突然断流，如金融危机时，那将会对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造成极大影响。

加之，世纪初的国际贸易不均衡的规模达到了几十年的峰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从1%迅速增至2007年的3%。世界贸易不均衡的现象也愈加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以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为首的众多知名经济学者更是将其归为金融危机的幕后主要推手。尽管伯南克采用的实体分析(Real Analysis)理论框架饱受争议 (与金融危机的内在关联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暂不赘述)，但在当前政策和学术界依旧是影响力最大的理论假说之一。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需求端的负面冲击促使国际经贸活动放缓。全球贸易不均衡的规模也降至2%。实际上，在近些年德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顺差国。

如果说中美第一轮谈判让我们感到特朗普政府对中方的深深敌意，那么近期关于进口车关税升至25%的提案似乎更多是针对其他两大顺差国：日本和德国。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美贸易的不确定性似乎让三大顺差国越走越近了，近期的李克强总理访日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也正好佐证了这一点。

能源方面来看，中美第二轮谈判过后，从中方同意加大对美国能源产品进口的力度来看，美国也势必在未来增加其能源输出。这必将导致传统石油输出国的贸易份额被进一步挤压。2014年后的油价暴跌，已经使得石油输出国在随后两年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

中美贸易数据差异主要来源于统计差异

接下来，我们再把注意力从多边转移到中美的双边贸易上。两次谈判美方坚持要求中方减少对美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方数据显示，中方对美的顺差从2001年的831亿美元迅速增至2017年的3752亿美元。而中方同期数据却分别为280亿美元和2758亿美元。

从中方立场看，减少2000亿美元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从美国数据来看，似乎还对中方留有1700亿美元的“情面”。也难怪双方会存在分歧。需要注意的是，该数据仅包括实体货物贸易，虽然占了经常账户非常大的比例，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经常账户（例如，美国在服务贸易上对中国仍保持着顺差并逐年增长，在2015年对中服务贸易顺差约为328亿美元）。

中美的贸易数据差异其实早就引起了双方重视。在两国商务部的领衔下，专项小组就数据差异问题曾在2009年和2012年先后发布两次报告。报告指出，80%-90%的差异来自于中方出口数据和美方的进口数据。其中，对转口和过境贸易数据的统计差异为最主要因素（约占总差异的40%-45%）。

在2008-2010年间，中方平均每年通过香港对美出口超出200亿美元的货物。由于中转地对出口货物没有进行再加工，美方的进口数据针对货物的生产国进行统计，而中方则没有将其计入在对美出口的数据中。

再则，中方进出口数据按国际惯例分别采用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CIF)和离岸价(FOB)进行统计，而美方进出口数据分别按海关价值(CV)和船边交货(FAS)进行统计。相比之下，美方的进口数据只计入货物本身价值，保险和运费没有记录在内，而美方的出口数据没有涵盖货物清关和装载的成本。所以，相比中方数据，美方会低估其出口至中国的价值和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此外，货物出入港时间、统计覆盖地域（比如，美方把美属维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都算入其进口数据）、汇率变动以及低报出入关等因素都使会对双方数据产生误差。近千亿的美元的差异不可忽视。在统计方法没有统一的前提下，很多官方和媒体中数据使用都有误导之嫌。

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关键在于其国内政策

看过数据之后，我们进一步分析美国提倡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其贸易逆差问题。分析之前，我们借助国民核算系统的会计恒等式协助理解贸易问题的本质。

以上公式看似繁杂，其反映的内容却很直观。那就是，国家的净收入(即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应该等于该国的对外收支(即经常账户)。净收入还可以通过国民储蓄和投资支出的形式得以体现。因此，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实则反映了其国民储蓄低于其国内投资的状况(见图二)，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则体现出国民储蓄高于国内投资支出。

图二:美国国民储蓄和投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

经常账户的顺逆差其实是对其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侧面体现。所以，在美国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贸易政策增加对中国出口或减少进口就有点治标不治本了。即使是中美贸易顺差减少，美国国内的需求缺口在无法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依旧会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

因此，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其国内政策。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Reinhart（2017）指出，美国的的税收及金融系统的信贷政策促使美国居民部门不断减少储蓄并累积债务。其国民储蓄的GDP占比在金融危机之后虽有所回升，但在2014年之后又出现了下行趋势。加之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外汇储备货币，若其主导地位不变，全球对美元的强势需求会使美元居高不下，从而进一步促进其进口需求。

相比而言，中国在近些年一直推行的增加内需也是基于这个考量。希望通过增加消费，减少国民储蓄。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GDP占比从2006-2008年的10%回落到1%-2%的水平。这比IMF的预期进展要快了许多。

中美间报复性关税会使双方两败俱伤

尽管在第二轮谈判后，中美采取措施避免贸易战，但这并不能彻底排除贸易战的可能性。那么经济学是如何解读关税与贸易谈判的呢？

早在1988年就由Kenan和Reizman实现了国与国之间关税战的模拟。根据经济模型的判断，作为大型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如果对某小国的终端商品增加关税，是可以通过其对国际需求的占比扭曲国际价格和贸易条件(贸易条件指数=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100)，从而取得社会福利的提升。反之则不然。

所以，在贸易谈判中，经济体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大国是占绝对优势的。这种情况适用于分析英国脱欧后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谈判。除非英国拥有对欧盟不可或缺的中间产品（如芯片）以在谈判中起到牵制作用，否则惩罚性关税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大国优势是不存在的。报复性关税会使双方两败俱伤。尽管美方强调，中兴事件与贸易战并无相关，但芯片作为重要的中间产品，是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不可或缺的砝码。作为回应，我国海关对美进口的农产品和回收垃圾在海关施行严格把控后，也逐渐打到了美方的痛点。所以在第二次谈判，除能源外，农产品作为又一重要输出被美方单独列出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要强调的是，美国对中方贸易顺差的控诉从经济学的逻辑上讲是难以成立的。其国内民粹主义的兴起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地位或是真正考量。特朗普在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后，国内民调支持率不降反升，从去年年末的最低点35%上升至42%。

如今仍在立法程序中的《平衡贸易法案2017》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的产物，其初稿在2005年就已起草。议会一旦通过该法案，任何对美贸易连续三年以上产生超100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国家，美国总统都必须采取措施来平衡两国贸易关系。所以，无论是奥巴马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是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都是符合美国利益诉求的。从大方向上来看，美国与中国的未来之争并不会因其政权或党派的更迭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