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笔者将为大家分享“那些看起来很愚蠢，实际却很聪明”的商业案例，以及“看起来很精明，实际却很愚蠢”的商业案例。

一、看起来很愚蠢，实际却很聪明的商业案例

现实商业中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在于：你觉得某些策略很愚蠢但事实上却很聪明。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有趣的案例：

案例一：YouTube

第一个看起来很笨，但实际上聪明的案例莫过于YouTube的可跳过广告。

我在《细思极恐的YouTube可跳过广告》一文中详细聊过，这个设计看起来谷歌放弃了很多利益，然而这个简单的按钮可以吸引受众注意力、可以帮助广告主进行广告质量判断、可以从机制上优化广告效果，一举三得。

案例二：谷歌

按理说，谷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广告提供商，理应不让人屏蔽广告。然而谷歌旗下的Chrome浏览器的却欢迎广告屏蔽类的插件，其中最著名的插件叫“Adblock plus”。这个插件全球已经超过5000万用户了，那么谷歌这么做的目的是神马呢？

其实谷歌的想法是：那些愿意费尽心机的装广告插件的人的确就是对广告不那么感兴趣的人，他们本身的广告转化率就特别低，还不如让他们不看。这样还能提供一个关注用户体验的美名，甚至谷歌都计划开发自己的广告拦截工具，因为谷歌觉得，与其让用户用别家的拦截插件，不如自己动手，这样自己还能知道用户都拦截了哪些广告。

案例三：诈骗短信

我们收到诈骗短信，往往非常弱智，一眼看出来就是骗子，我经常替骗子担心——就这智商能骗到人吗？然而，真的是骗子不愿意把短信编的更加有技巧吗？

当然不是，骗子的逻辑是——如此弱智的短信都相信的人，下一步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和他沟通打钱上钩了，我成本会降低。如果编一个正常人开始就会上钩的短信，吸引的就是一批正常人，下一步引诱上钩的成本就变得极高。骗子哪有那么多时间和正常人聊天，成功率太低了，因此，弱智短信征集到的都是骗子的垂直用户。

案例四：价格歧视

麦当劳会在餐厅周围发优惠券，领券的人可以用极其便宜的方式买到汉堡，如果真的要搞促销，麦当劳为什么不直接降价而要采取这种雇人发优惠券的低效方式呢？

因为它要通过这种机制区分对价格敏感的人和对价格不敏感的人，那些愿意去餐厅周围领取优惠券的人，大多是学生或工作不久收入有限的人群，麦当劳对他们少赚一点，但依然是赚钱的。而对那些认为领劵是丢人的情侣、白领们，麦当劳则原价卖给他们，赚的更多。

通过一张小小的优惠券，麦当劳就轻易地区分了人群。

案例五：正版对盗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五个例子：很多正版软件如Photoshop，通常对盗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他们技术上做不到吗？当然不是，市值已经1300的PS母公司Adobe的技术在行业里是极其强悍的。

Adobe这么做的逻辑是：那些愿意花上一整天时间到各种下载论坛上去下载一个盗版PS的人，他们的时间是没那么值钱的。即使使用再强、再严密的防盗版技术策略，他们也大概率不会成为Adobe的付费用户。因为以他们的消费观念即便付得起，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会买一个标价3485块的正版PS，而对盗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可以培养软件的整体用户群，获取市场占有率。

（图源自网络）

总结

这类让人看起来很愚蠢但实际上很聪明的策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用一种天然的筛选机制对不同的人进行了一次筛选，从而对他们的目标人群进行既定的策略。对非目标人群采取让利、友善的策略，这样让人看起来并不聪明，但实际上达到了既定目标。

这些案例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任何一个策略都应该考虑是不是可以用某种机制去区分目标对象，而不是一味一刀切，仔细一看，就发现这个筛选机制蕴含着极高的智慧。

二、看起来很精明，实际却很愚蠢的商业案例

与此相对，还有一些策略，看起来非常精明，但最终被证明是一些愚蠢的做法，我们来看一些案例：

案例一：眼镜蛇效应

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年代，英国政府发现当地眼镜蛇泛滥成灾，当时的印度总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想到使用经济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殖民政府宣布：民众每打死一条眼镜蛇即可到政府领取4英镑的奖励。

几个月后，这一策略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眼镜蛇明显减少。然而，很快殖民政府发现眼镜蛇又慢慢多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聪明的印度人为了奖励，纷纷开始在家里养起了眼镜蛇，长成之后打死去政府领赏，于是眼镜蛇又泛滥了。最后，英殖民政府不得不取消这一奖励政策。

案例二：最低工资制度

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初衷是为了保证穷人的利益，然而它真的能起到作用吗？

事实正好相反，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认为最低工资的出台反而会增加失业——比如：正常有20元/小时、15元/小时、10元/小时的工作，现在把最低工资标准定在15元/小时，那么会有相当一部10元/小时企业负担不了成本而减少招工或者倒闭，而原来拿10元/小时的工人就会失业，尽管没有失业的那部分人会多获得一些收入。

这背后就是最近工资制度扭曲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价格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共同决定。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将最低工资指定描述成“好心办坏事”的典型。